威客电竞
今天，一则视频在各新闻媒体圈火爆传播，也引来几乎一面倒的批评声。由自媒体“传媒见闻”上传于昨晚11点多的这则视频，是中国政法大学思政研究所副教授郭继承的一次不到2分钟的演讲片段。演讲者以一车橘子翻车后遭农民哄抢一事被媒体报道为例，严厉批评相关媒体放着那么多好事不报，“专捡”这负面新闻报道，称其“故意侮辱我们国家”，还质问记者“居心何在”。语气犀利，咄咄逼人。
“传媒见闻”还特别标出演讲者的一连串身份：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中国思想史）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思政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市委讲师团主讲老师，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主讲老师，弘正学堂学术导师，中广联合会文化艺术视听传播委员会副会长。这些头衔表明，这位老师是一位经常到处演讲的人，其观点的影响力不可谓不大。
“我有一次跟一个媒体人交流啊，你注意，你听，这个媒体做了这个报道。什么报道呢？说广西有一卡车橘子，拉到北京去，结果在河南或者什么地方，那个车翻了。那个车翻了以后，那个橘子撒了一地。当地的农民啊，拿着筐子把橘子给捡走了，就抢橘子。然后这个媒体里面，就开始把这个事给报道了。一报道不要紧，你注意，下面一帮年轻人，大学生，就开始骂了。中国人素质低，这个那个。
我看了以后，你注意，后来开会的时候，我就问媒体的朋友，你为什么报道这种事情。我说中华民族14亿人，那么多人忘我地奉献，那么多人肝脑涂地，给国家打拼，那么多人拾金不昧，那么多人见义勇为，你为什么不报道？你为什么专捡这个事报道？你告诉我，你的理由是什么？
你要说这个社会风气有点问题，哪个国家都有肮脏的地方。美国到处都是枪击，西方国家的刑事案件到处都有，哪个国家都有问题，我说你为什么非得找这种事？你为什么非得引导我们的年轻人，觉得我们国家不好，觉得老百姓的素质低，你告诉我你居心何在？你给我说清楚。你故意地侮辱我们国家。你知道你媒体的责任有多大吗？你多报道那些乐善好施的人，见义勇为的人，让老百姓看到光亮，让人民看到希望，让我们的人民对国家越来越有信心，这是你媒体不可推卸的责任。有道理吗？”
这段话主要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一车橘子翻车后被农民哄抢这件事，媒体不应当报道；二是报道这件事后，会产生不良社会导向，让年轻人“觉得我们国家不好，觉得老百姓的素质低”；三是媒体要多报道好人好事，“让人民看到希望”。核心要点是，媒体不应报道负面新闻，因为好事总比坏事多。
其实关于媒体要不要报道负面新闻和应不应当报喜不报忧的议论，是个老话题，在新闻界以及新闻学术界也早已形成共识，即摒弃报喜不报忧这种极左时期形成的错误做法，及时揭示不良社会现象，进而做到针砭时弊，舆论监督，这既是媒体责任，也是社会需求。由此体现的，不仅是新闻伦理中某种共同的价值观，也是一种常识性认知。只不过郭老师这样高素质的学者居然不理解媒体报道农民哄抢橘子的正当性，进而以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误逻辑引申出这类报道与抹黑中国的因果关系，还是令人感到十分诧异的。
人类社会从其形成之初起，就是一个风险社会，而风险社会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就是对风险的预警。因此，早在文字被发明之前，初民们就会用呼喊传递他们看到的山火、洪水、虎狼、外敌入侵等现象，进而出现原始状态的“口头新闻”。根据《新闻的历史》，直到1918年，在某些荒蛮区域仍然这样。这一年，一群不识字的祖鲁人的婚礼突遭袭击，妇女们也是采取首先冲到山顶大声呼叫的方式将信息传播出去，以吸引部落成员前来救援。作者斯蒂芬斯认为，“最有价值的新闻可能是警告危险就在眼前”。美国第一份报纸波士顿《国内外公共事件》，1690年9月25日甫创刊威客电竞，就在头版报道了天花在波士顿流行并造成很多人死亡的灾难现象。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一书中说，“风险愈少为公众所认知，愈多的风险就会被制造出来。”可见媒体报道包括风险信息在内的所谓负面新闻，首先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2007年，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一项关于美国过去20年媒体报道题材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受众最感兴趣的题材依次为：涉及美国的战争和恐怖活动、恶劣天气、人为和自然灾难，以及犯罪和社会暴力，健康与安全。虽然看上去都是坏新闻，但受访者却觉得世界正在好起来而不是更坏。几乎同时期的联邦调查局统计数据表明，各类犯罪事件明显减少，犯罪率从1993年的747/10万人急剧下降至2012年的387/10万。调查还表明，平均每一篇关于孩子未能安全返家的报纸报道背后，是数百万孩子的安全到家。2015年第三期的《经济与政策信息》（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Policy）发表的调查报告也显示，公众之所以需要坏新闻（bad news），是因为公众从坏新闻中得到的收益超过好新闻（good news）。该调查的首席研究员、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尔·麦克拉斯基说：“人们总是想看坏新闻，因为他们不愿让这些糟糕的境况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
所以说，很多情况下，“坏新闻”就是“好新闻”。就拿郭老师列举的例子来说，农民哄抢橘子的事情确实很少发生，与每天在高速公路上安全运输的成千上万车水果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就具有了警示意义——交通事故的警示，水果运输安全的警示，公民道德的警示。媒体如果假装一切都未发生而不闻不问媒体报道，这才是重大的失职——对受众和社会的双重不负责。何况正因为这是很少发生的反常事件，其所具有的新闻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有专业精神的媒体也应当予以报道，这是常识。事实上，水果等货物翻车后也出现过民众帮助捡拾的感人场面，媒体也都是积极报道的，因为它们同样具有新闻价值。
当然，有这样想法的人绝非郭老师一人，政府机关可能更多，甚至媒体本身也有。最相似的一例发生在今年1月山东泰安一家报纸记者身上。这位注册名“山东纸媒刘畅”的微信用户在朋友圈转发西安卫健委就疫情期间产妇因核酸问题被拒绝入院在门口等待导致流产事件的致歉声明时写道：
“自1月1日以来，成功分娩407人威客电竞。目前见诸舆论场的，只有一人确定因延误就医事件流产，另外一人或因此原因流产。这一两位女士的确不幸，但为何只盯着这一两个人，而忽视了407人的成功分娩？为何忽略了如此之高的成功率？究竟什么人有权力揪住一点、抹杀全部？为何社会偏执如此？值得每个人深思。”
听听，和郭老师的腔调和逻辑何其一致？因为发生率低，哪怕它多么典型和极端，多么有违社会道德和公序良俗，对当事人带来多大创痛威客电竞，都不应当报道或追究。而且我意外发现，疑为同一人的“泰安日报社刘畅”，今天上午在朋友圈突然对我昨天发布的一篇媒体分析小文《
我的老乖乖，她也用到“居心何在”，还“建议严查”。如果手中真的掌有权力，我等小民还有活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