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客电竞
威客电竞威客电竞对文化报道怀旧现象的关注，首先要从《南方周末》说起。在《南方周末·文化》这一叠中，每期都设有“往事”专版，其前身是1998年出炉的“解密新闻”。该版所报道的内容多为过去发生的事、曾经存在的人。再将阅读面扩大至其他媒体，笔者发现，文化报道的怀旧倾向也较为明显，其流行之风，由此窥见一斑。
除了上述往事版，《南方周末·文化》的其他版面也有不少持回望姿态的文章。譬如前主编江艺平撰写的专栏“故人如故”；2009年末的各种盘点——《我的2009年书单》、《偷棵菜送给2010：2009流行语文一瞥》等等。这些报道有的并不是以往事为叙述主体，但其中亦不乏追忆的语调和回味的情怀。为了清楚地透视这一现象，笔者在此将文化报道粗略划分为以下三种来举例说明：
（1）文化人物报道。以文化人物的复出或去世为线索，出现大量回忆、揭秘等性质的报道，如2009年媒体关注较多的季羡林、周立波等人。如果与复出或去世无关，文化人物的报道中也有相当多的文字在抚今忆昔。
（2）文化事件报道。以文化事件中具有历史意味的素材为对象，如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小虎队、王菲、毛阿敏再度登台表演，《十月围城》热映背后有长达十年的艰辛等待，电影《孔子》对史实的还原程度等。
（3）文化现象报道。如张爱玲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日渐增多、中国戏曲衰落与复兴之路等，这同样是文化报道回望历史的表征。
归纳起来，文化报道的怀旧倾向其实就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以过去事实为主要报道内容；二是虽然过去事实不占主体，但回忆是其情感基调之一。
笔者发现，在新闻业界进行怀旧追忆的同时，学界也在开展相关研究。有学者提出历史新闻、解密新闻等新闻学概念来界定《南方周末》往事版的报道，最近西南交通大学杨琴又自创“史态类新闻”一说。此外，意义尚不明确的“反新闻”一词也有相似的内涵。虽然这些研究并非针对文化报道而进行，但笔者发现，在各种报道类型中，上述几种新闻学概念与文化报道的交集最大。由此可见，文化报道的怀旧现象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值得单独提出来考察。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从文化报道的传者，即媒体的三种身份出发，探寻其怀旧情结的原因。为避免思考的片面性，笔者同时还兼顾了对应情形下受众一方的需求。
换言之媒体报道，当今媒体身处市场竞争之中，为发掘更有价值的新闻，赢得更多受众的青睐，除了在信息的及时性上大做文章，媒体还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选择怀旧作为突破口，实现历史文化的传承。
（1）在这个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各大媒体上的即时信息严重同质化。受众不管选择哪份报纸、哪家电视台，都几乎能在第一时间得知重大新闻事件的全貌。可以说，及时性信息已经被媒体充分挖掘，想要在这一领域争夺更多、更好的新闻资源，不仅成本高，而且难度大。与此相反的是，过去的事实——“往事”却有无穷的潜力。一方面，中国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言论禁忌”时代，导致了大量秘史秘闻的封存，容易引发后世众多猜想，同时也为媒体的文化报道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囿于时代环境，许多新闻事实无法在当时得到充分报道，其价值未能完全燃烧威客电竞，从而留给今日媒体重新发掘的机会。近年来不少档案得以公开，史事陆续解密，以前不能说、不敢说的话有了表达、传播的可能，这都是文化报道怀旧倾向生发的前提条件，而媒体为迎合受众胃口，在文化报道中采取“怀旧”之举也就顺理成章。
（2）不少学者称，中国已经或正在进入消费主义时代。与此相应的是，大众崇尚娱乐和狂欢，喜好追逐时尚和潮流。当然，这种流行文化备受诟病，而曾经大力追捧消费主义的媒体也在品质下滑、公信力降低的过程中开始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是，新闻业界形成一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成见——偏向于娱乐威客电竞、时尚的报道是媚俗、浅薄的，偏向于文化、历史的报道则是高雅的。因此，如今媒体在推出文化报道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内涵和底蕴，往往比较注意用怀旧的手法，要么提供历史资讯，要么渲染回忆情感，以雅俗共赏的风格同流俗小报等区分开来，彰显自我的文化品位。可以说，怀旧表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感的最佳载体。
部分受众对媒体的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也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满足于浏览海量信息，而向往阅读有深度的报道。由此，怀旧性质的文化报道逐渐成为高品位、有内涵的象征，受众也乐于在阅读中寻求这一身份的认同，80后知识分子对《南方周末》的钟爱就是如此。
我国媒体自身具备政治的功用，因此，文化报道出现怀旧现象，就不仅仅是市场化运作下的行为选择，它同时也契合了意识形态传播上的需要。
（1）文化报道中的“往事”不止于展现事实，它还有更深一层用意——形成今昔对比。一方面，对比以显示今日之进步。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纪念性的文化报道，如人民网文化频道在2009年曾推出的《“经典中国·辉煌60年”——共和国60年文化建设》大型专题，其中追溯性、史料性的报道占很大比例，言近旨远，核心就在于回望历史、展示成就。其余如《电影30年：精彩纷呈》、《出版30年：难忘丛书“盛宴”》等纪念性专题，也旨在回忆往事的同时强调今日之发展。另一方面，今昔对比以反思现状。例如关于我国戏曲剧种逐年消失的报道、部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频遭破坏的报道等，都给今日国人敲响了警钟。
应该说，怀旧在这些情形下发挥着类似于教化的作用。它在传播历史资讯的同时，也将时代的优越性告知天下，并巧妙地把忧患意识根植入受众内心。当然，这对希冀全面了解文化现状的大众来说，无疑是十分客观、真实的信息源。他们需要对国内文化保持珍爱、乐观的心态，但同时也需要清醒的认知与批判思考的头脑。
（2）文化报道利用怀旧实现的另一政治目标是：构建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实现与主流话语精神的同频共振。西方哲学家有观点认为，记忆就如一只模糊的照相机镜头，它将一切收入其中，产生了比实际景致更美好的画面。换言之，文化报道对往事的再现并非客观地回忆过去，而是根据当下的社会框架对其进行了重构。这种重新阐释过去事实的手段达到了巩固自身主体同一性的目的，即通过对群体起源（诸如历史记忆、共同信念）的重复，强化了民族、国家的共识。而这些共识其实也正是处于精神荒漠中的人们所渴求的。
不过，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躲避高调、消解崇高成为人们另样的心理，宏大主题、官方姿态等容易引发受众抵触情绪，甚至产生信任危机。因此，将意识形态隐藏在文化报道之中，摒弃高度化的新闻话语，通过怀旧手段重构集体记忆，在追溯的氛围里展开新闻叙事，可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扮演角色外，媒体也是文化的传播者和承继者。在工作中，很多媒体从业人员都致力于弘扬人文精神，而践行怀旧正是人文情怀的表现形式之一。
（1）中国媒体受“史家办报”传统的影响较大，“取鉴资治、垂训道德”的史家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这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执着于历史”，导致“历史意识的发达”。中国近代报人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办报思想，如梁启超曾提出报人的努力方向是“鉴既往, 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史量才要求新闻从业者力求真实、办报治史，这就是被章太炎称之为“史家办报”的理念；蔡元培也曾说：“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发展至今，“史家办报”的传统不再局限于强调“媒体对历史发生作用”，它的表现形式更具多重性。其一便是文化报道甚至其他更多新闻类型中出现了怀旧倾向，媒体从业人员对档案、史料的兴趣日益浓厚。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之下，媒体发挥了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作用，为国人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文化记忆。
（2）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伴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急骤改变，西方人几百年才走完的思想历程，中国人要在短短30年内经受历练。在现代性、工业化的猛烈冲击下，国人意识游荡于现代社会文明所带来的商品性世界。在这种精神漂泊的状态中，国人渴望重拾传统，回归故园。而媒体从业者也正在反思，希望通过另一种表达方式，在记忆之中寻找过往经验威客电竞，为迷茫者走出精神缺失的困境提供良策。
文化报道的怀旧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表达了当代人对往日生活的眷恋。对媒体而言，怀旧是一种情怀的释放，其从业者借此彰显了历史责任感；对受众而言，怀旧则是一种情绪的实现，他们在其中找到了现实之外的规避空间。
到此，笔者突然产生疑问：除去文化身份的需要，媒体在前两种情形下的怀旧报道，似乎更多掺杂商业和宣传成分。那么，这种在文化因素之外还掺杂了其他影响因子的怀旧，实践过程中会不会成忧虑的缧绁而产生变异呢？笔者认为，以下两种情况就有可能导致文化报道怀旧的变异，并且已经在媒体上初露端倪。
首先，媒体如果过分追求商业利益，将具有煽情、八卦、揭秘等色彩的往事纳入文化报道之中，就会使怀旧变得轻浮、调侃，只能迎合受众猎奇的心理。试看凤凰网“文坛往事”栏目中的若干标题：《郭沫若为何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到大寨去肥田》、《谁才是民国时期冠盖群芳的第一奇女子》、《沈括在家庭暴力中完成梦溪笔谈》、《辜鸿铭：操着十几种外语 留恋着一夫多妻》、《汪曾祺失恋两天两夜不起床朱德熙卖书请喝酒》等，虽然也是怀旧性质的文化报道，然而除去事实发生的时间较远外，大书特书名流雅士灵魂不朽、感情风暴、欲望苦海和厌倦痛苦，其内容与今日低俗的娱乐报道并无二致。
其次，媒体过度强调宣传功能，怀旧不易突破高调话语的模式，难以畅言自身观点。例如有些纪念性文化报道，虽然篇目众多、题材广泛，但倾向却十分一致。这种赞歌式报道对思想日益活跃的民众而言，很难激发共鸣，受众对此往往敬而远之。
总而言之，上述两种情况多是伪怀旧，其商业等意图十分明显。当然，面对伪怀旧的文化报道，受众的怀旧情结也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体现，抑或只是去观望故园故人的奇闻异事，充其量只是冷眼旁观的过客而已，结果只是让人感觉到伟大人物像雄鹰一样总喜欢把栖巢孤零零地筑在高处。虽然，世间万物不可能尽善尽美，但这种伪怀旧的文化报道还是越少越好。